3月7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对2月26日该市人民法院宣判的孪生姐姐杀死精神病妹妹的案件提起抗诉，认为法院对姐姐处以“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的处罚过轻。
此信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一片哗然，网上更是一片叫骂之声，有的网民甚至吼出：那些放过贪官的判决，没见你们抗诉，反倒是放过一个弱小女子的判决，你们要抗诉。此新闻发布的当天，有上千市民联名，要求放过凶手姐姐。
死者已矣，而让生者好好活下去，似乎是多数人的善良愿望。但在这善良愿望的掩饰之下，却不难感受到，这个功利和浮躁时代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人们生命观的侵噬和毒害。很多人的判断基于姐姐杀掉的是一个拖累了家庭幸福的疯子妹妹，相信她的举动，是为了让更多人得到解脱。他们的逻辑是：当一个生命被判定为无用或累赘时，人们就可以根据利益和效率原则，将他删除掉。
这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命观，让人觉得熟悉而恐怖。试想，如果这种逻辑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心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可怕结果？纳粹可以以“无用和累赘”的罪名，杀掉犹太人和其他看不顺眼的种族；红色高棉可以任意删掉那些他们认为对建设国家没用的老弱病残；家人可以任意杀死自己患了老年痴呆的父母或卧病在床只能消耗却不能创造价值的亲人；老板可以任意把那些受了公伤不能行动的民工逐出公司……
这一切都是可以冠以“理性”和“经济”名义的！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身上有高于普通动物的神性与悲悯，他们应该懂得生命的价值，不应该以简单功利实用的算式去算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生活在那里的最弱势人群的生活是否得到尊重和保护。
在“孪生姐姐杀妹案”中，真正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当下公共卫生体系中，精神病人的社会管理的缺失。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查了一下网络，看到各式各样的精神病人，因为缺少社会管理而伤害无辜者，而家人为了不让他们惹祸，只能将他们用铁链和绳索拴在家中。四川眉山一位妇女，被锁在家中，一拴就是十八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71岁的丁转云用手铐脚镣锁住精神病儿子王宝柱21年；辽宁省凌海市一位母亲害怕精神病儿子提刀伤人，一锁就是十八年……这样的悲剧，令人痛心，而将管理和救治他们的责任，完全甩给原本已疲惫不堪的家人，只能用残忍来形容，而这些无奈的家人们，是不是就可以将他们删除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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