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诸葛庖丁
这几年什么都在涨价，药费更是贵得吓人。有点小毛病，挂号、化验、配药，一划拉百来元就出了口袋。对于挣钱拿工资的人来说，一两百元钱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我们这些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每年还得交纳1万多元学费和住宿费的自费研究生生来讲压力可不小；“今年两会上，农村贫困人口‘没有钱不去看病，小病拖成大病’现象成为热议的焦点。希望社会能关注一下我们的生存状态。”（3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看完此新闻，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深深的同情：学校实在太不容易了，他们的每本书上都透露着从脑残者腰包里掏钱的念头，真是现实版的鞠躬尽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惨烈的情况下，居然还能不断的吸引更多的脑残者加入这个行列--估计孔孟都没有这样的魅力，假如倒退个几百年，说不定还能被某位文人收录，写本什么《屎记》，作为搜身不传艺的典型案例供后世研究。
同时，根据这些同学的表现，我认为学校的工作人员们都有到福利院工作的潜质，她们对脑残人士的关爱，基本上与启智学校的教师们相等。这让我对“职业不分高低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有了更深的认识--不过这样的判断对于这些写信到报社的，名为研究生却没见什么研究成果的先生们太不利了。
当然，每个人追求事业的手段都不一样，只要你愿意，只要不违法乱纪，即便你在中关村去雪地裸身空翻365度落地跪求要钱要学费读“研究生”，这都是你的权力。在这点上，我并不想过多的指责这些很穷的先生们。我其实是本着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的心态--这都21世纪了，居然有人不知道有种情感叫责任，有种生活叫社会。还被这一个个自费研究头衔弄得高潮迭起，欲仙欲死。看来我们的教育工作素质教育得跟上了。
新闻中说，这些先生们中间，有的还来自江西农村，读本科时就跟银行贷了款，生活甚是拮据--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我本以为在学习关系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些例外：前有洪战辉边读书边抚养妹妹，后有刘念友靠挖煤28年教育大山里的孩子，先者们已经带了一个好头--这些先生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既然社会与本就贫困的家庭已把你供到了大学毕业，那你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在这里号哭？你这研究生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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