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种民间的评价，有值得商讨的余地，可是，即使是面对夸大的恶评，城管自身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添油加醋地批评这支队伍？很多地方的城管，配警棍，配防刺背心，配防弹衣，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但是为什么人们只称赞人民军队的勇猛，却对这种“城管包装”更持讥讽呢？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个体或组织的声名，无论是所谓的好，还是所谓的坏，往往蒙上了过誉或过贬的色彩，前者，是因为国人好圆满，评价务取最高标准，后者，是因为国人有触底心理和不容置辩心理，评价务取最低标准。这使得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和一个名誉完美的人都备受压力。而即使没有这一层因素，关于声名，也实在更多了一种精神抽象的意味，譬如一个“活雷锋”的称谓，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毫无缺点，反之亦然。
这样看来，声名原本就只能代表相对的价值。可是这种相对，却透露出了一种规律：历史从来不会冤枉一个人，也不会冤枉一个群体。倘若一个污点斑斑的群体，受到了比“污点斑斑”还要差的评价，那么，在我们的语境中，评价者就不该受到过多的指责。这种不公平性，恰恰反映了公平。因为显然，底部的百姓，对城管发表严厉的评价，是不必到城管的荣誉室去调查的，只要事实上，城管总是运用不合理的技术处置问题，那么“世道”就会容忍这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怎么能要求一个被打被骂的人，去心平气和地评价城管同志呢？
据说得知这种解释后，执法大队队长觉得相当委屈和愤怒，“太让人心酸了”。这种心酸的情绪表明了人性，但是我们最好听听另一种看法：2004年8月17日重庆晚报报道，卖花女在三峡广场卖花，被城管抓住先是灌水后惨遭毒打。重庆市长王鸿举怒斥道：“这些人简直连一点人性都没有，如此对待一个14岁的卖花女。”
回到“城管解释事件”，应该明白，从法律上来解决话语的争端并不难，但是从人心、人性上来解决，太难。这是部分城管用行动换来的又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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