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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至今，北京的餐馆虽一如往日的繁荣，却普遍面临缺乏服务员的窘境。此前，北京普通餐厅服务员包吃住的平均月薪仅有800元左右，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如此薪酬已经丧失了吸引力，很多服务员归乡过节后便选择不再回来，这也是全国各地主要城市共存的景象。从各地节后的招聘会透露的信息看，岗位工资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这是去年快速通胀的直接结果，也是对劳务人员紧缺的反映。
以中部的武汉为例，在最新招聘会上，今年的普通工种工资较去年提高100-150元左右，增幅10%，技术性工种工资较去年提高200-300元左右，增幅15%以上。而在制造业聚集的广州，抽样数据显示，企业给新入职的员工开出的平均月薪达116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36元，增幅超10%。在这股节后工资上涨潮流中，主要显化在以农民工为主的招聘会上，即最底层岗位的上涨，这意味着全社会最低工资水平上行，或会造成全社会工资上涨压力，进而制造更大的通胀。
社会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势必冲击农业生产领域。尽管去年农产品价格飞速增长，但从事生产的农民并没有获得更高利润，主要因化肥、油电等成本大幅提高，而中间环节的物流、交易商等分食了更多利润，如2007年全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自1961年以来首次实现盈利约1.67亿元。农业较低盈利水平与城市就业工资的上涨或会导致更多农民向城市服务业或者自营生意转移，粮食生产不容乐观。而今年由于遭受罕见雨雪灾害，南方大量禽畜、农作物受害，农产品供给将更加紧张，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并将长期化。
去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启了中国近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进程，而要素价值的持续回归、《劳动合同法》实施等都将继续抬高全社会的物价水平，社会最低工资水平不得不加以追赶。以目前的形势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部分：一部分是家政、物业、餐饮、交通等服务业;另一部分是制造业，主要发生在珠三角地区。
目前，一种模糊的说法认为，《劳动合同法》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引起大量企业的倒闭，以及企业用工灵活性降低而减少工作岗位。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技术性讨论可能会淡化对通胀的认识，即通胀才是引起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制造业来说，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大量的港台以及韩国中小企业倒闭，这是中国经济转型追求的结果而非劳动法带来的意外灾难，即那些依靠低人工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升级，要么倒闭。其成本的提高不仅于劳动力，包括环保、能源价格的高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境外需求减少等因素，毫无技术竞争力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倒闭可以节省资源、提升效率以及实现产业升级。
但在服务业领域，确实需要政府在税收、利率等财税金融政策给与优惠鼓励，而执行《新劳动合同法》时也应该特殊照顾。因为服务业领域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中国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以及经济转型等因素，制造业解决就业的潜力越来越小，增量就业主要寄托在服务业领域的发展。服务业的主要成本来自场地租赁和人工，在通胀条件下，一方面，租赁费用和人工工资必然要大幅提高，而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在客观上增加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更高的通胀降低社会消费能力，从而令中小服务业两头受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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