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安徽阜阳中院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拔出萝卜不要带出泥”，成了反腐败公开的秘密。在一些把权力当作自己魔杖的官员看来，一旦“泥”被带出来的太多，特别是带出几块“大泥巴”，事就难办了，甚至会骑虎难下了。既影响当地改革开放、又破坏了社会和谐。受贿官员锒铛入狱，行贿者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仕途依旧坦荡。这也就不足为奇。
在没有建立让权力得以系统监督的制度，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牢居大脑，因此对行贿官员的态度只会一直是停留在“警告的水平”上。自古法不责众，杀一便可儆百。都以为杀杀受贿官员的气，行贿自会止步。反腐进行这么多年，我们还继续为这种错误付出代价。正所谓像农民耕地时说的话，打了黄牛紧黑牛。然而黄牛是打了，一定能保证黑牛紧吗？
在建设依法治国的一片哗然声中，权力大于法律，高于法律，法律为权力所任意支配的历史似乎应该远去，然而行贿多达15次的官员居然连任法院院长，这恰恰成了法治社会的一个黑色幽默。本来依照法律来解决行贿受贿的事情，在权力的“人文关怀”下轻打了行贿者。权力依旧反制法律，定会给人人敬仰的法律丢脸。
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支配这是法治最基本的意义。作为保证社会有效运转的两个必要手段，权力更多的具有特殊化和强烈的人格化，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对权力系统的监督，无疑产生于普遍的公共权力的法律，最具有效果。因为，法律的普遍性和非人格化的支配力量，足够让一切权力授之于法、施之于法。
不受节制的行贿，结果必然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腐败的泛滥遵循道理和逻辑是权力不受制约，反腐的技术和理念同样是坚持釜底抽薪——让法律去规范权力。行贿受贿的本质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行贿官员官居原位，是对规则的践踏，对法律蔑视。这便形成的潜规则是：手握权力的官员不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为何反腐越反越腐败的原因之所在。
既然在权力之下，“常容忍”的反腐败无法避免腐败的滋生。为何不在法律至上，坚持反腐败的“零容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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